1974年4月初，巴黎戴高乐机场的跑道上风很大。中国代表团的专机短暂停靠，机舱门打开时，冷风灌了进来，随行人员裹紧了大衣。邓小平站在舷梯口，略微眯起眼股票配资查询，看着远处阴沉的巴黎天空，沉默了一下，对身边工作人员低声交代：“到市区转一圈吧。”说完，又补了一句，“顺便，买点东西。”
这一趟，是去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行程中途经巴黎的短暂停留。陪同人员起初以为，大概是外交礼节性的拜会或参观。然而，很快大家就明白了，邓小平心里装的，其实是几十年前在这座城市里结下的一段情谊——与周恩来那段从青年时代延续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友谊，以及一件听起来很小，却足以让人记住许久的小事：买一款法国面包，带回去给重病在身的周总理尝一尝。
这一幕，要从两人相识的年代说起。
一、巴黎少年相识：牛角面包与“飞飞”的日子
1920年10月，邓小平抵达法国时，刚满16岁出头，个子不高，身材瘦小，提着简陋行李，被分配到工厂做工，利用业余时间上夜校，赶车、干活、吃黑面包，日子过得紧巴巴。一个月后，周恩来也到了法国，那年他22岁，已经在国内经历过斗争锤炼，在欧洲又迅速投身组织活动。
当时的法国，对于这些中国青年来说，是另一个世界。街头咖啡馆里，人们谈论的是战争后重建、社会思潮和哲学文学；而在简陋的中国工人宿舍里，提起的话题却是：国家怎么办，出路在哪里。
在这样的环境里，周恩来发起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参与组建巴黎共产主义小组。邓小平加入其中，两人常常见面开会，讨论革命理论，也讨论现实问题。1922年前后，有一段时间，两人甚至住在同一处住所，算起来相处了大半年。
生活很苦。伙食简单到不能再简单：黑面包、土豆、汤，偶尔改善一下，就算一种享受。有意思的是，在那么清苦的日子里，人们记得最清楚的，反而是一两样小小的“奢侈品”。
邓小平后来对孩子们提起法国的岁月，格外记得一款当地常见的牛角面包——法语里叫croissant。当时，这不过是法国人再普通不过的一种面包，可对囊中羞涩的勤工俭学青年来说，一周能吃上一次，就已经挺满足了。他记得周恩来尤其爱吃这种面包，自己也挺喜欢，几个人凑钱买上一点，大家分着吃。
年轻人除了读书、开会，也会去看看球赛。周恩来爱看足球，邓小平也爱看。看球之前，时常一人啃半个面包，对他们来说，那就是青春年代很鲜活的记忆。穿梭在工厂和学校之间的日子里，他们一边用手摸索着机床，一边用心接触那些新的政治理论，人生的方向在这座异国城市里慢慢清晰起来。
1924年秋，周恩来奉命回国工作，投入到国共合作、黄埔军校和北伐的洪流中。邓小平则按照安排，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之后转入中山大学，直到1927年才回国，在八七会议后参与南方的革命斗争。
那一段法兰西岁月，时间不算太长，事情却够多。年轻人之间建立的，是既有理论上的认同，又有生活上互相扶持的情谊。邓小平后来回忆在法国时被问及“跟谁关系最密切”，他想了想，只给了一个名字：周恩来。
这份情谊，远远不止留在巴黎街头。回到国内之后，他们又在更危险的环境里，多次“重逢”。
二、上海楼上楼下：战火与家常交织
1927年底以后，党中央转入秘密斗争中心——上海。那时，政局险恶，白色恐怖笼罩城市上空。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周恩来负责党中央的许多具体工作，邓小平则在中央机关担任职务，两人再度在同一座城市、同一栋楼里，为党的事业忙碌。
1928年春，邓小平和张锡媛在上海成婚。组织考虑到安全和工作便利，将他们安排在与周恩来、邓颖超同一栋房子里居住，上下楼紧挨着。楼上楼下，两家人又一起生活了大半年。白天，是紧张的地下工作，是会议、联络，是随时可能有危险的环境；晚上，楼里却经常能听见孩子般的笑声。
有战友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楼下经常高高兴兴的”。问起邓小平那时高兴什么，他只是笑了一句：“那时候我们年轻嘛，当然高兴了。”一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其实背后是极端危险与朴素快乐并存的处境：楼外是特务刺刀，楼内是简单饭菜配着短暂轻松。
随着各地斗争展开，革命队伍不断分散流动。土地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场场波澜壮阔的斗争，把许多原本经常见面的同志，推向四面八方。周恩来和邓小平，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各在一线，彼此只能从文件和战报中间接得知对方动态。
新中国成立后，两人再次长时间并肩共事。1952年，邓小平调到北京工作，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在周恩来领导下处理国家政务。同一时期，邓小平全家也住到了北京，生活上许多细节，都能看出周恩来的关心。
有一次，周恩来到邓小平家里小住，抬头一看，门口连个警卫都没有，开口就有点不高兴：“这怎么行？门口连个警卫也没有？”很快，相关部门就按规定设置了警卫哨位。看起来是个小插曲，却能看出周恩来对战友安全的在意。这样的事情多了，感情就涨得很快。
国务院日常工作中，两人默契极强。邓小平后来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处理事情更多、更杂。周恩来分管广泛，邓小平着重抓执行，许多重大决策和部署都需要两人充分协调，有时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要说什么。
在中南海，周恩来不仅是总理，也是孩子们口中的“长辈”。周末或者短暂的空闲，他会拉着一群孩子去看足球，有时还到郊外野营野餐。邓小平的孩子们，经常跟在队伍中。周恩来说笑话，问孩子：“你们家谁管钱？”听说邓家是女儿邓楠管账，他笑着说：“这么说，你也是总理啦。”然后指着另一个孩子：“那你就是外交部长。”轻松的一句玩笑，让孩子们记了很久。
还有一段细节，卓琳提起过。她早年不会吃螃蟹，到上海后，周恩来看她不动筷子，问原因。得知她不会剥蟹，就亲自示范。从掀后盖到去除胃囊，再到一节节拆蟹脚，“像抽屉一样一层一层剥开”。这种耐心，并不是领导对下属的姿态，而更像一个家中的长兄，教小辈一点生活技巧。
在这种点点滴滴的日常里，一种“既尊敬又亲近”的关系慢慢沉淀下来。邓朴方后来形容，看到周恩来，总觉得既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又是亲人。这种感觉，并不是靠话说出来的，而是在几十年共事与共患难中自然形成的。
三、病榻与会场：联大面包背后的牵挂
时间来到70年代初，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长期艰苦工作，再加上重病，周恩来的身体急剧下降。1972年5月，他被确诊患有膀胱癌，早在6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有心脏病等问题。此时，他仍然每天超负荷工作，处理国家内政外交的大量事务。
在这个背景下，毛泽东和中央高层开始认真考虑，谁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分担、甚至接替周恩来的重担。综合各方面情况后，目光又一次落在邓小平身上。
同年8月3日，邓小平在江西写信给毛泽东，表达希望参加工作的愿望。毛泽东批示同意，而周恩来更是亲自过问，催促中央政治局为邓小平安排具体工作。经过一系列讨论，最终决定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副总理，逐步恢复并扩大他的工作职责。
1973年2月，邓小平回到北京恢复工作。周恩来当时已经病得不轻，但为了把工作安排好，依然持续召开会议，直到3月9日才向中央请假休养。3月28日，邓小平和李先念在人民大会堂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坐在靠边的一张靠背椅上，看到邓小平进门，立刻起身，相互伸手相握。那种握手，对彼此来说，并不只是礼节，而是老战友之间一种心照不宣的肯定。
后来，在毛泽东批准下，邓小平与毛见面，毛对他说：“努力工作，保护工作。”这既是鼓励，也是警醒。
考虑到周恩来的身体状况，邓小平和卓琳在4月9日到玉泉山探望。邓颖超提前在门口迎接。周恩来精神不佳，但仍然坚持坐直，与邓小平聊了很久。谈话中，他特意叮嘱卓琳：“你们要找保健大夫，找吴家的。卓琳，你这个事不要忘啊！”这种关照，有一点“老大哥”味道：一边担着国家重担，一边还惦记着战友的身体。
到了1974年，全国外交工作迎来一个重要时间点。联合国应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召开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讨论原料和发展问题。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率团出席，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病中全力促成，并且提出一系列具体安排建议，从飞行航线，到机场红地毯铺不铺，都考虑得很细。他的看法是：“要隆重些，以示我们郑重其事地出去。”
4月6日，邓小平率团启程。周恩来明知自己身体情况非常不好，仍坚持到机场送行。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他清楚，这不仅仅是一趟普通的外交访问，而是中国在新的国际环境中的一次重要亮相。邓小平将代表国家，在联大讲出中国对世界格局的看法，包括后来广为人知的“三个世界”理论等内容。
在联大特别会议上，邓小平的发言，态度坚定、措辞简练、逻辑清楚，在国际场合引起较大反响。对于一个久未出现在多边外交大舞台上的国家，这样的一次发声，意义不言自明。
值得一提的是，完成联大使命之后，回国途中，飞机在巴黎短暂停留。这一站，在别人看来只是过境，在邓小平心中却有额外的分量。几十年前，他在这里和一群青年一起讨论救国道路，在黑面包和牛角面包中寻找温饱和希望；几十年后，他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从这座城市再度启程。
在短暂的停留时间里，他嘱咐随行人员去买那种当地很普通的小面包——croissant。按照当时有人记录的说法，他还特意强调，这是“当年总理爱吃的”那种。那一年，周恩来已经严重病重，很可能吃不了多少东西。但邓小平仍然记得，要在这里买上一些，带回北京，送到向阳厅。
与其说这是给重病中的总理“尝一尝”，不如说，这是一种默默的纪念：把两人青年时代的共同记忆，从巴黎街头捧回北京病房。面包本身并不珍贵，可惜的是，那年周恩来的病情已十分严重，能不能真正吃上一口，已不容易考证。不过，邓小平记得这件小事，足以说明他心里的那份挂念一直没断。
4月19日，代表团回到北京。周恩来不顾病体，到机场迎接。当天安排完工作，他一夜未停，又在20日凌晨两点见医疗组，谈自己的病情和治疗方案。邓朴方后来回忆，看完材料后，感受到的，是一种说不出的震动——一个身患重病的人仍挤出力气，先处理国家要事，再谈自己的病。
不久之后，周恩来又做出一个关键决定：国务院今后的工作，由邓小平负责。
四、托付与送别：从“你比我强得多”到悼词中的哽咽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周恩来带病出席，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会后，他又主持召开国务院工作会议，当着许多干部的面，公开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那一刻起，在实际行政工作层面，邓小平开始承担起日常主持国务院的职责。
邓小平接手这副担子，可以说是从早忙到晚，几乎每周都要抽时间去医院看望周恩来，向他请教、汇报，叙述各项工作的进展，征求意见。在那个阶段，许多重要的调整和部署，背后都有两人反复沟通的印记。
医疗组尽力救治周恩来，但病情仍然一天天恶化。1975年9月7日，周恩来身着布鞋，强忍病痛，接见外宾。他对对方坦陈：“马克思的请柬我已经收到了，今后的工作由小平同志担任……可以完全相信小平同志一定能够完全贯彻中国共产党对内对外的方针。”话说得平静，却透出一种提前安排后事的意味。
9月20日，周恩来病情恶化，需要进行第四次大手术。推入手术室前，他忽然唤了一声：“小平同志。”邓小平立即走上前。病床上的周恩来已经极度虚弱，却还是尽力提高声音，说出那句后来广为人知的话：“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这句话，既是老战友的鼓励，也是把一份沉重的责任，明确交到对方面前。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周恩来不仅惦记国家大事，也惦记跟随自己多年的老部下。有一次，他提出想见罗青长一面。罗青长在他身边工作几十年，情况十分熟悉。但当时的政治空气紧张，这样的请求起初竟未获得批准。秘书无奈，只能向邓小平求助。
邓小平听完后，当场发火：“都这个时候了，总理想见谁，就见谁，就要去安排。”语气极重。可以想象，在那种特殊政治环境下，他此话说出并非易事，但他显然觉得，周恩来到了这个阶段，至少应该有权利见自己想见的人。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享年78岁。邓颖超向中央转达周恩来生前的三个愿望：不搞遗体告别、不搞特殊化；不开追悼会，丧事一切从简；不保留骨灰。这些要求，一方面体现他一贯的原则，另一方面也带有那一代老革命的朴实作风。
但具体讨论时，负责财贸工作的李先念率先表示不赞同：“不行，不开追悼会不能拿总理来开刀。这样的话我们没法向全国人民交代。”邓小平紧接着接话：“这个人民也不答应。”两人态度坚定。最后，还是决定举行隆重的追悼会，表达党和国家对周恩来的尊重，也回应广大群众的感情。
1月15日，周恩来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悼词。那一次，他的语速一贯平稳，但有一段，却明显停顿，声音略带哽咽。卓琳后来告诉女儿邓榕，几十年婚姻生活里，很少看见邓小平流泪，那算得上极少见的一次。也许这一刻，他想到的是巴黎宿舍里的青年周恩来，是上海楼上的那位“楼上邻居”，也是玉泉山病榻前的叮嘱。
1980年8月，邓小平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谈到周恩来，他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个小时，一生如此……对我们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从巴黎到北京，从少年到暮年，这样的评价绝非客套，而是发自长期相处后的深刻认识。
周恩去世那段时间，邓朴方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出席追悼会。他和王鲁光在住所备了酒菜，将酒缓缓倒在地上，悄然祭奠这位从法国时代就熟识的长辈。他事后感慨：“我父亲和周总理这份友谊真是伟大，世上难找的……如果写成小说，其感人之深恐怕难以想象。”
回头看那一袋普通的小面包，就不难理解它背后的含义。1974年春，从巴黎带回北京的，表面上是当地再普通不过的土特产，实质上，却是邓小平用自己的方式，向周恩来致的一次无声敬礼——把青年时代的共同记忆，连同一生的信任与托付，化在那一个个简单的面包里。两位老革命，在不同的时间点做出的选择、承担的责任股票配资查询，都深深刻在那个时代的轨迹之中，而那份跨越半个世纪的友情，也悄然留在许多细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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